903號訪

一場訪問。不要寄望爆料八卦自揭陰私,或者只有黑白對錯關懷良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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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3號訪
《亂世備忘》導演陳梓桓:我希望繼續拍攝的電影,是自由的電影。

前言:


陳梓桓導演在城大修讀政治系學士課程,在浸大修讀電影系碩士課程,兩者結合,彷彿注定要由他拍攝出有關雨傘運動的紀錄片《亂世備忘》。四年過後,陳梓桓正在拍攝另一齣紀錄片《憂鬱之島》,不能避免地跟反送中運動有關。電影還未完成,國安法極大機會更早面世,害怕不害怕?「面對國安法,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害怕,不只電影人或者創作者。無論是公務員,是醫護,是傳媒,根本每一個角色都會害怕。我自己也害怕,因為不知道他會怎樣對付你。不過,也是推動力,我好希望可以用電影紀錄這個大時代。」


「未來可能有好多制肘,是否還有自由呢?可以在創作上體現。如果創作不自由,作品也捍衛不到,如何走出去爭取?我希望自己繼續拍攝的電影,也是自由的電影。」


第一章:我是否浪費了六年時間?


陳梓桓今年三十三歲,跟好多香港人一樣,曾經很愛看警匪片。「第一次接觸電影,讀小學時,愛看荷李活大製作:《侏羅紀公園》、《末來戰士》,買VCD,一有空閒就拿來播一播。有一齣港產片叫《飛虎雄心》,超級喜歡,看過十五至二十次。」《飛虎雄心》,1994年香港電影,王敏德飾演英勇飛虎隊教官。今日,陳梓桓恐怕看不下去。「一開始,所有人都會被娛樂性吸引。在戲院看到的,跟你平日上學見到的,有極大分別,刺激得多,自然啟發出興趣。」


「在城市大學讀政治,不上堂,也去戲院看電影。到final year,要搵工?不想當政客,好多同學當議員助理,或者加入政府,我一直很糾結,畢業後究竟打甚麼工好?」


「有些同學好早實習,事業建立得很清晰。我很迷失,可能跟社會氣氛有關。我關心香港政治,但上一代政治人物,爭取了二、三十年,對民主推動來說,好似沒有甚麼成果。要我做同一件事,未必適合;加上自己說話不算特別動聽,也不適合投身政界。打政府工?做官僚下的一粒鏍絲,更不適合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甚麼好。拎起攝影機周圍拍,反而好好玩。成長中好多考試,考試是甚麼?是拿起支筆寫文字;影像表達,完全新奇。在我的年代,還未有校園電視台,還是標語創作比賽。」


「我沒有任何概念,亂拍,沒有考試思維,只是好想表達自己。慢慢產生興趣,想試試用電影去創作。」


故事應該要推前一點,為何會選擇政治系?「中五、中六,行書展,看了有關政治的書,社會運動的,八九六四的,那時最流行蔡子強的《新君王論》。朋友多數選擇商科,大路,我不太想,加上父親是公務員,好像不太差。」


「啟蒙的社會事件,是反高鐵。差不多大學畢業時,我在現場,有時揸住部相機在拍攝,不算站得好前。一半觀察者,一半參與者,感受好深。像我年紀的人,可能08、09年起關心64,然後變相公投,再之後反高鐵,到12年反國民教育,那四、五年,大家好關心這幾件事,令我好想去談論一下公民社會,談論一下年輕人的抗爭故事。」


「似一個練習場地。有人靜坐,有人遊行,有人嗌口號,我在現場,但力量好細,只是幾萬人入面其中一個。我亂拍了一些片段,沒有預期會完成到一條短片,可以給人看可以告訴他人發生甚麼事,但開始思量,如果試一試用拍攝的方法訴說香港抗爭故事,會怎樣呢?」


「發現浸大有個電影碩士課程。我完全不懂拍攝,同幾個城大朋友攞住部機亂拍,過帶時,會連餅錄影帶也遺漏。拍出來的片,慘不忍睹,但報名,又被收錄了。入到去,完全不知會拍甚麼,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否真的喜歡電影,反而覺得是種逃避,電影院對好多人來說也是逃避。社會發生好多事,人生好迷惘,走入電影院,可以忘記世界兩小時。」


「後期在浸會大學讀電影,慢慢想到,自己選擇電影這個媒介,可以真真正正做到一套作品,有觀眾,觀眾會評論作品,甚至,會有好多好多好多人看得到。」


「那三年時間,買回來的。三年,對一個人生來說,好長,其他人可能已經發展出事業基礎,但我花三年在學校,對創作來說,也是正確方向。一開始入去,我拍主流的愛情故事,拍青春成長,拍笑片;到畢業時,才摸清自己,創作路向、興趣究竟在哪裡?這需要時間經歷,不停拍,才慢慢找到。」


「我是否浪費了六年時間?三年城大讀政治,三年浸會讀電影。不是呀,原來所有事也影響著自己,沒有一刻浪費。前三年讀政治,對政治有深刻感受,有看法;後三年,慢慢摸清道路在紀錄片,或者是實驗性強少少的劇情片,題材要跟政治或公民社會有關,所有事串連起來,對我創作有很大影響。」


第二章:資金讓他們擁有創作自由,有人真會用自由這個詞語。


陳梓桓說,自己不算非常喜歡電影。值得相信,如果非常喜歡電影,應該不會拍攝《亂世備忘》,極大機會斷自己後路,和財路。有理由懷疑,陳梓桓非常喜歡的,是香港。


「我有一段時間,嘗試在商業電影世界工作。畢業前後,師姐們找我當場記。場記即是導演組的最底層,負責抄低畫面上的動作,最容易被罵。我跟了一套叫《奇幻夜》的鬼片,跟六個導演,經驗有趣,雖然我不是太喜歡完成品。」


「也有寫劇本。好多人找學生寫劇本,報酬有限,也不知會否推出。我寫過一個有關消防員的劇本,寫過很多,沒有面世。不是太吸引我繼續做下去。可能是巧合,如果不是14年雨傘運動,我拍《亂世備忘》,一步一步踏上現在這條路,我或者還有一段長時間放在另一邊。」


「我是比較慢的人,但香港電影的拍攝好快好衝,好重視階級,好有系統,像一套工業製作模式。我也不是特別喜歡現今出現的香港電影。讀書時,看很多新浪潮時期的電影,好勁,徐克拍的《第一類型危險》,還有方育平,導演各有風格,又真正拍攝出當刻香港。看他們的電影,會看到我出世前的香港是怎麼模樣。這一刻的香港電影,我只看到娛樂性豐富,未必是我喜歡的方向。」


「還有前路問題。越來越多導演目標是拍到合拍片,跟大陸合拍,好大市場,13、14億人口。資金會令他們擁有創作自由,有人真會用自由這個詞語,可以寫好誇張的科幻劇本,幾大的故事都拍得出來。對他們來說,這些是自由。可能也是吧。對我來說,未必有能力做到。我追求的自由,是另一回事。」


「拍畢業作品,拍鮮浪潮短片,拍《亂世備忘》,我發現自己未必適合拍商業片,反而喜歡把我關注的部份拍出來,再尋找觀眾,告訴觀眾香港電影原來還有另一邊,除了在院線看到大家習慣看到的電影以外。」


羨慕嗎?其他導演賺大錢,《亂世備忘》只有港幣五萬元資金。「我這一代,少了對中國的幻想。早五、六年出身的導演,多機會跟中國合作,中國也需要好多香港年輕人才。我在12、13年畢業,遲了半代,他們已經完全吸收了香港電影業的強項,他們也有很多年輕人投身電影業。半推半就下,我失去了(進軍中國)這個方向。拍《亂世備忘》時,我還是一個不知自己正在做甚麼的人,也沒有人覺得我正在拍攝電影。有時,前路不是由自己選擇。即使,有得選擇,我也會選擇現時這一條算幾自由的路。」


第三章:我自己行一條新路出來


香港有紀錄片嗎?有,但很少。《亂世備忘》提名台灣金馬獎,在香港也沒有正式公映過。四年前尚且如此,四年後,情況肯定更加惡劣。


「那時,我正在拍攝鮮浪潮的短片。鮮浪潮是一個香港年輕導演也會參與的短片比賽,由杜琪峰主辦。我用偽紀錄片模式去拍一個陰謀論故事。14年年中,社會當時醞釀越來越大的社會運動,即是佔領中環,投票、遊行,我也有走去拍攝,慢慢進入整件事,預視到九月尾十月頭會發生好大件事。」


「太陽花學運在年頭展開,一班紀錄片導演各自拍攝短片,拼湊成一套叫《太陽,不遠》的紀錄片,好犀利。台灣有好強的紀錄片文化,他們可以好快地講解到台灣的抗爭故事。紀錄片未完成時,有3、4個導演來到香港,放映部份片段給我們觀看。我跟身邊的紀錄片朋友說:『香港即將有好大抗爭,我們不如一齊拍。』我們各有各拍。一開始拍的時候,無方向,我們又不是電視台拍法,寫好稿,找好訪問對象,我們比較隨機,在現場找故事,但一路找不到故事。」


「《亂世備忘》最深刻的一場,現在回看很皮毛,當時很驚恐。我夾在警察與學生前線示威者中間,警察突然推進,將我壓去學生前面,我夾在中間一小時。因此認識了《亂世備忘》的主角,即是頭排的學生,他們嘗試說服警察。對我來說,是好觸動的畫面。」


「現在根本不可能發生同一件事。」


「那一小時,我被逼跟頭排學生談天。這一班人太觸動到我,我一定要跟住他們,最後,拍了七十幾日。」


「拍攝完畢,我寫過劇本,搵食。放低素材太久,是時候要完成。跟香港獨立電影機構影意志合作,他們給了我很多新概念。我以為電影要放在戲院,要找發行商跟院線接洽,對創作者來說,很被動。原來,在戲院上映以外,還可以有其他事製造出來,例如租用電影院再發售門票,例如跟不同機構合作搞社區放映,原來可以不被動。拍套片出來,如果值得觀看,或者拍好,仍然可以拓展到其他空間接觸到觀眾。相比創作,這也是一種實驗方向。」


說到底,也是因為題材敏感所以被打壓吧。如果《警訊》製作紀錄片,相信各大院線一定全力配合。「《亂世備忘》是一齣紀錄片。那時,《十年》剛上映,有院線上映,因為是劇情故事,好似隔開一層,比較似創作。紀錄片很直接。」


「香港的紀錄片觀眾,相比台灣,不算多。這個是商業考慮。何況,《亂世備忘》的製作技術很幼嫰,因為太多原因才去到國際影展。其中一個原因是國際觀眾好關心香港,當香港有齣電影講及香港抗爭,他們很願意播放。我不覺得《亂世備忘》很強,強到一定要上戲院。雖然,我認同它對香港是很重要。」


「如果,有齣電影真切地描繪到今日的香港,或者有創作者的經歷,內心的感受,這是一套好重要的電影,是有放映需要。對戲院來說,始終以商業考慮因素為重吧,我不會怪責。」


「我只不過覺得,如果當我做了一齣電影,而我們覺得重要,我當然希望可以跟戲院洽談上映。像《十年》,上映後,好多人接觸到,即使是不同看法的,例如梁美芬,看完之後也會留言。好重要,如果《亂世備忘》讓對家看到的話。」


「我現在拍片,有一個看法:如果這條路行不通,便試其他出路。我不是坐以待斃的一代,別人封了一條路,我自己行一條新路出來。」


第四章:我不是觀察者,我是抗爭者


陳梓桓正在拍攝的新片,叫《憂鬱之島》,一套結合重現情節的紀錄片。很多人以為是針對反送中運動而來,事實上,開拍的時候,反送中運動還未展開。


「大約16、17年開始,傘運完結,香港人非常低潮,我自己也很低落,大家都覺得香港無希望。在《亂世備忘》,我問主角:『二十年後,會變成怎樣?』我們不是第一批經歷完巨大社會事件後面對低潮的人,我之後找了三個人物:一個經歷過六七暴動、一個經歷過七三年文革大逃港、一個在八九天安門見證過屠殺,我拍今日的他們,三十、四十、五十年前的記憶和經歷,如何影響他們?藉此解答自己的問題:未來究竟會變成怎樣?」


「即使是三十、四十、五十年前的事,紀憶和經歷,依然影響今日的決定和生活。我沒有預期會出現反送中運動,我覺得香港總會爆發另一場大抗爭,但沒想過發生在傘運五年後。」


「19年頭開始有零星抗議,一萬三千人遊行,到十三萬人遊行,我在場,一直有紀錄。然後佔中九子審判,六四三十週年,立法會雙胞胎,一場大型抗爭正在醞釀中。過程中,我拍攝的三個人物,一直在香港生活。香港再有大時代抗爭,他們會有甚麼反應?反對?支持?勸年輕人不要搞事?還是用另一種身份參與?」


「我把訪問、這幾個人的書、做過的其他工作,譜寫成故事,找人演出來。試鏡過程,一開始是演員,後來發現好多年輕人也有興趣,差不多全部人也經歷過去年的抗爭。跟他們談天,他們談到抗爭經歷,會哭。我叫他們演八九年的學生,他們會把自己感受放入去,很神奇,有一段稿,關於北京工人、北京學生,他們記台詞記得不確定,會提及手足、手足。我覺得這齣電影,不可能只關於歷史,一定要跟今日有關,會有抗爭畫面。過去一年,我一直有在前線拍攝,拍了好多前線畫面,嘗試用歷史脈胳去回應香港這一刻爆發的事件。」


比起十年前的反高鐵行動,陳梓桓的心態有巨大轉變。「你說我是觀察者?我不同意。我覺得自己大半是抗爭者,只不過選擇以電影去抗爭,放低攝影機,我是他們一部份;甚至提起攝影機,也是他們一部份。我希望以電影形式,讓全世界觀眾看到我們的聲音。」


「《亂世備忘》成績比較好,因為我是參與者。大家透過我的畫面,經歷整場抗爭。今次運動,我見到好多人在現場拍攝,是比我年輕很多的學生。有很大機會,他們拍的,會比我拍的,好得多。他們投入更多,經歷比我更前更多。這會影響作品好壞,或者,他們在技術上比較幼嫰,但觀眾能否透過他們的畫面參加運動,更加重要。成熟的好,幼稚的好,不重要,我希望大家也能用攝影機紀錄時代,說出香港故事。這一年拍的香港電影,怎可能沒有抗爭元素?就算拍家庭故事、愛情故事,在家中吃飯,也沒有可能避得開香港抗爭的話題吧。」


後記:有人塗了指甲油


拍過無數抗爭場面,陳梓垣最記得的一幕,居然不是充滿動感的衝突。果然不是一個動作片商業導演。「1117,理工大學門外,我在外圍拍攝。有一班人聲援,他們不是前線,可能只是返工前過去看一看班學生。警察突然圍捕,我也差少少被捕,全個頭也被噴滿胡椒噴霧。警察拘捕了七十人左右,不只學生,是甚麼類型的人都有,個個被紮上索帶。我影他們的手,個個人也不同,有人塗了指甲油,明顯不是來抗爭,有人被紮得特別緊,好扭曲,屈在背脊,有人拿著紙巾,有人拿著手套。那一刻,靜下來,慢慢地捕捉畫面,我忍不住哭出來,一哭,胡椒噴霧就刺眼。很傷感。」


早說過,像你像我一樣,陳梓桓不會再有能力看多一次《飛虎雄心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