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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魚沉睡的家》:直線抨擊殺人的醫學標準

說東野圭吾是當今日本推理小說第一人,毫不過譽。而在轉型期之後的作品裡面,我特別喜歡這一部完全擺脫推理犯罪小說套路的《人魚沉睡的家》。



坦白說,過去十多年,我始終不欣賞東野圭吾那種面面俱圓,集各派所長於一身的寫作風格,社會、本格兩不討好,直到《人魚沉睡的家》,完全改觀。


作為東野出道三十周年之作,出版於 2015 年的《人魚沉睡的家》原著小說頗為轟動,而中文翻譯亦早在 2016 年上架。在日本那邊,堤幸彥執導的電影版於去年上映,以東野圭吾作品的改編時間來說,算是相當快速。不過,相對而言,事隔一年《人魚沉睡的家》才移師香港,而同樣是東野圭吾作品的《假面酒店》,其實今年初才於日本上映,但題材屬最大路的「誰是真兇」戲碼,待遇相差甚遠,還不到幾個月就在香港上映了,可見主流的香港片商和觀眾,對於東野圭吾的既定印象,仍然未離開《神探伽利略》路數,與今日的東野圭吾已存在一定落差。



今日的東野圭吾,其實一點也不像過去的東野圭吾。相對於早期的校園偵探小說,或搬上銀幕令其一舉成名的《神探伽利略》和《加賀恭一郎》系列,過去十年,東野一直不甘被讀者定型,設法跳脫推理小說的既定思維,顛覆常見的設局、拆局「解謎遊戲」框架,事實上,在東野較早期的實驗性作品或後設推理小說中已見嘗試,但作品定位有點兩頭不著岸。而我認為,《人魚沉睡的家》正正是東野成功轉型的關鍵作品。


客觀來說,《人魚沉睡的家》完全沒有所謂的推理解謎成分,甚至沒出現過殺人和犯罪事件。然而,與過去太重偏鋒或玩味的實驗性作品不同,作品展露了東野圭吾一直缺乏了的,成熟而清晰的社會批判,並且沒有離開「推理小說」的本質,而是以另一種形式,推翻甚或重構了「死亡時間」、「死因」、「謀殺動機」這些基本設定。


這個意外地圍繞腦死和器官移植的故事,表面上是一則醫學故事、案例,但在東野圭吾筆下,在推理小說作家的世界,卻充滿了疑點和矛盾。「死亡事件」的出現,幾乎就是推理小說的核心命題,按一般人的常識理解,死亡就跟心臟功能終止、心跳完全停頓劃上等號。而腦死患者,卻是一個仍維持著生命跡象的活死人。心跳停頓至死,是客觀事實,腦死與否,當然亦有更複雜的醫學判定,而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8 年,相關概念由美國哈佛醫學院提出;然而,以前者定生死,是今日的常識,後者發展至今僅半個世紀,仍帶有許多人道立場上的爭議。



《人魚沉睡的家》的故事,或跟日本社會近年的醫療制度改革有關。要知道,日本雖是發達國家,但對於腦死判定及器官移植的態度相當保守。日本醫學界過去傾向不承認腦死等同死亡,到 1985 年發表第一套腦死判定準則《竹內基準》之後,執行上仍有極多問題。譬如說,腦死人士是可以進行活體器官移植的,但在 1997 年日本通過的《臟器移植法》存在一大盲點,除非當事人早已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,否則,要等當事人心臟停止,才能進行腦死判定。翻查過一些相關資料,盲點的出現原因是,如果當事人死了,他的死因可以被判定為「腦死」,但當事人在心臟停止之前,不可以因為「腦死」而被視為死亡。


醫學界的轉機,亦可能是東野圭吾的創作動機,無疑是來自 2010 年,日本正式修訂《臟器移植法》,讓未滿 15 歲的腦死人士,可以在家屬同意下進行器官移植。亦正是《人魚沉睡的家》裡面,父母面對女兒溺水腦死(只是疑似,因為要同意器官移植才可以做腦死判定)需要做的最大決擇。



針對未成年腦死人士的死亡判定及移植準則,從好的角度去想,其實是因為舊制度下的腦死判定準則,會導致遺體無法及時進行器官移植,浪費了一個救活他人的寶貴機會。而新的腦死判定準則,確實能改善器官移植的醫療效益,具有實際幫助。然而,從死者家屬和人道立場來看,當使用新的腦死標準,判定了當事人已是死人,繼而進行器官摘取及移植,但其實,按照舊的腦死標準,直到進行手術摘取內臟之前的那一刻,當事人從醫學理解上都是一名活人。換句話說,即是新制度其實默許了舊制度下等同殺人手術的禁忌。醫學準則的修訂,就算是以救人助人為最大前提,但始終無法掩飾,制度的改變,是將殺人行為合理為救人行為。


無論是電影還是小說,《人魚沉睡的家》的最後一幕仍然動人,母親試圖踩進犯罪標準和醫學標準之間的灰色地帶,以最荒謬的殺人動機,刺中了矛盾的死亡判定邏輯。同時亦說明了,在各門各派的推理小說之中,那些見慣不怪的「死亡時間」和「死因」辨證,窮偵探和作家一生挖探的客觀事實,到頭來其實並不客觀,而是一些為了符合社會期待就可以被修改的國家/醫學標準。



故事最終仍然對號入座了犯罪推理作品的關鍵命題,「死亡時間」。母親認為,不是替女兒做腦死判定的那一天,而是夢中告別的那一晚。父親心裡疑惑,女兒或者在溺水意外那天已經死去(小說版寫得更加尖銳,認為是做移植手術的那天才正式死去)。醫生安撫父親,女兒還未死去,按醫學界的死亡邏輯,女兒的心臟仍然跳動。當《嫌疑犯 X 的獻身》引用被推敲的「死亡時間」作為破案關鍵,《人魚沉睡的家》的結局,卻猶如推理小說神手的回頭自嘆,沒有絕對客觀的「死亡時間」,原來,視乎你的心態,更原來,視乎國家和醫學制度的取態。


《人魚沉睡的家》一書,在我心目中奠定了東野不再只是商業上極為成功的小說家。東野轉型的成功,不在於如何為一場完全犯罪精細經營錯縱複雜的矛盾疑點,而在於推理小說作家的自覺,挖探存在於當下社會那一切不能被忽略的矛盾現實,對於死亡,今日的東野圭吾,有著更真確和批判意味的了解。